人情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体系中的又一核心概念。正是人情情结将礼物馈赠的双方联系在一起。任何礼物都表示送礼人特有的心意，或酬谢、或祝贺、或孝敬、或怜爱、或爱情，等等。
由于礼物中渗透了情感性与道德性，“总有一些关于礼物的东西不能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给予解释”。所以有时候礼物的价值和金钱毫不相干，关键在于你是抱着什么样的情感送礼物的。
唐朝有个封疆大臣，为向皇帝纳贡表忠，派遣一个叫缅伯高的人去给皇帝送礼，礼物是一只天鹅。
缅伯高途经洛阳河，看到天鹅身上脏兮兮的，决定给它洗个澡。然而，他刚把天鹅放到洛阳河中，一时不慎竟让天鹅飞了。
送给天子的贡品弄丢了，岂免得了杀头之罪？缅伯高拿着天鹅飞走时掉下的几根羽毛，吓得号啕大哭。
他越哭越伤心，悲痛欲绝中竟诌出一首打油诗：“将要贡唐朝，山高路又远。洛河失天鹅，倒地哭号号。上复唐天子，可饶缅伯高。礼轻情意重，千里送鹅毛。”
这个故事或许是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的最早出处了，至于后来苏轼在诗中写的“且同千里寄鹅毛，何用孜孜饮鏖鹿”的名句，应是借用那个典故向秦观表喻礼物虽轻，但情谊深厚的挚友之心。
名贵的天鹅固然可以作为大臣向皇帝表白心迹的贡品，但在特定的条件下，一根鹅毛却更显送礼者的一片苦心。
缅伯高是一个很有生存智慧的人，与其说他献上鹅毛是出于对皇上的一片真情，更不如说他是巧妙地借用了礼品特殊的载意功能，为自己寻求到一条生存之路。最终，一根对皇帝毫无实用价值的鹅毛，竟成了情意的最佳依托物，感动了皇帝，也使他免了一条死罪。
你选择礼物的时候必须和你的心意相符，并使受礼者觉得你的礼物非同寻常，备感珍贵。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，正是强调了礼品的情意性，淡化了礼品的功利性。
许多礼品其实都是寻常之物：一片枫叶，能表达出你对恋人真挚的感情；一粒红豆，能准确地表达出你对情人的相思之意；一块石头，恰是地质队员送给亲朋好友的最佳礼品；一颗弹壳，也许是戍守边防的军人馈赠给别人的最高级礼品。正是这些寻常之物，寄托着恋人、朋友、亲人之间的深情厚谊。
总之，馈赠礼品的时候，首先要考虑礼品能否表达馈赠者的真情实感，绝不能把礼品庸俗化，当做交易的筹码。《中国青年报》曾经刊发一则《“送礼中国”越红火，理性社会越遥远》的评论。文章认为，一是送礼的码子越来越大。年节之礼，正在从一种必要的人情调节剂变成沉重的人情债务，正在成为中国公民的一大负担。二是送礼的动机则越来越可疑。如今送礼的大多并非发自内心，更多的是有所求而送，有所利而礼，其间的情状真是说不尽的钻营之术、谀媚之态。纯洁人际关系的芳馨，已被以“礼”取人的恶臭所污染。三是送礼越来越成为腐败的代名词。如今，很多人似乎已经忘了“礼轻情意重”的传统教诲。
有人认为，送礼太小气会被人看不起，要送，就得送货真价实的大礼。要送水果就称它十斤，要送香烟就得送进口的，钱虽然不少，但是效果未必好。特别是初次见面，你提了那么多的礼物，人家还以为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！谁还敢收？如果主人不肯收，你的处境就很尴尬了，提走不是，不提也不是，弄得最后双方下不了台。看来“以经济价值”的标准来衡量礼品的轻重这种送礼观念也应来点变革才行，应当破除面子问题。
据AC尼尔森公司通过对1000多名香港市民进行调查发现，其中七成市民表示平均每个红包封20港元，只有7％的受访者表示会在每个红包里封50港元或更多。据悉，打算派送20港元红包的多为较高收入人士及年轻无子女夫妇。在韩国，人际交往也摒弃了功利化崇拜，庸俗化的人情礼很少，“选择最能表达自己对对方关爱之情的东西作为礼品，哪怕只是一坛子自己亲手腌制的泡菜”，这是最好的。
礼品的价值不能以其价格来衡量，关键看为礼品赋予的意义。来自真心的礼品才是最好的礼品，“千里送鹅毛，礼轻情意重”，正是我国古代人们对礼品最精确的理解。杨白劳给喜儿的红头绳，价格虽不值一提，但它蕴涵的父女情却感人泪下，价值非凡。钻石固然华贵，红头绳未必逊色。因此，好的礼品不在于本身的豪华和昂贵，关键是它包含了赠送者的深情，最能打动对方的心灵。
前几年，一些农村的朋友，到城里串门总是带些自己产的蔬菜、小米、黄豆、花生等，因为城里人缺，或者说不如家乡的地道，因此主人总是很高兴地收下这些礼物。
礼物不过是种载体，它承载着情意。情意重，就是礼重。载体重，反而是对情意的亵渎。只要你胸中有一股浩然正气、朴素情怀，就应该坚守这一份信仰，而不要轻易被外界污染，不要用厚此薄彼的物欲去称量礼的轻重，比如对于好朋友，不妨送上真挚的节日问候。一个电话，一则短信，只要是原汁原味的真情美意，对方就能感受到这种真挚，深受感动。这些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、最有价值的礼物。
礼不在多，达意则灵；礼不在重，传情则行。双方都不要过多注重礼物本身的物质价值，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份浓浓的情、厚厚的意。
